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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远去的岁月
——张兴安  一九七五年，是“文革”中的第九个年头，“批林批孔”运动正持续发酵，这场疯狂的“革命”正将国家经济拖向崩溃的边缘。年轻人就业门路短缺，连挑煤炭都名额有限。无奈之际，找到社区的“革命委员”，她用轻蔑的口气说:建筑公司有一名临时抬工指标，你愿意去吗？说这话时她冷笑望着我，她认为我会推掉这个苦差事，到时她会逢人便讲，本来是安排兴安的工作，是他嫌苦不愿去。但出乎她意料的是，我没有考虑就一口答应了。 对于我来说，作出这种选择并不困难，也实在没有选择余地。在之前的八年里，我已经从事了拣片石、挑煤炭、挑黄泥土等各项劳动，几经风雨磨炼，练就了一副好肩力，我曾经挑黄泥土在煤球厂将称打翻，也就是说一挑的重量达到三百斤，特别是经过万白铁路建设的实践，更炼就了我宽以为容的胸怀。沉重的体力劳动倒使我身高增加不少。俱往矣，我将去的地方是一个较正规的下力的地方，所以我还很乐意的。 八月一日的早晨，火红的太阳升起，估计是三十八度的高温。我从法院街赶到二马路二门诊旁边的一工区办公室。好家伙，同时来的报到的几个抬工一看就是和我一样干活的，皮肤都晒得黑里透红。二区负责人是建筑公司仅有的几个大学毕业生之一，和我们相反，皮肤是嫩白透红，说话字正腔圆，拿着名单对照之后即宣布工作纪律，严厉的语气使我们都是站着听完，不敢坐下，当然好像屋内也无像样的凳子可供我们坐。训话毕，就发放劳保用品，计有凉竹板、背帕、草帽、肥皂等。安排的工地就是蔡家坡的港务局宿舍项目，说来好巧，今天这个破烂的房子竟还在。当时可算万县市比较好的宿舍楼了。随即上午就开始干活。走到工地一看，才刚开始基础的施工，石头、沙堆满一片，工地全在烈日的暴晒之下，工地组长过来严肃地吩咐我们应做的事项，就是抬石头、抬工地的大件货。看到分发的杠子、铁链以及扣绳，我知道一个真正的抬工生活开始了。 抬工是什么工种？吃粮是45斤，工资是计日1.6元/天（但大部分是计件工资），当时的小工一天只0.86元。但抬工的工作是和石工一样的，当时社会上所说的“石匠”、“抬工”就是最重最累的活。所以才吃这么高的定量粮，这么高的计日工资。我平时看到过抬工，冬天是穿的破棉袄，因为随时要脱，夏天则是赤裸上身，穿一短裤，脚登草鞋，挥汗如雨，重压在身又喊着整齐的号子。算是当时社会上最差的工种。而从这一天起，我就从一建司抬到二建司，从蔡家坡抬到罐头厂工地，最后直到走进绢纺厂工作的那一天。 抬工苦到什么程度？今天的建设工地，全是机械来回运转，七十年代的万县建筑工地，除一两个工地有升降机外，其余都肩挑背扛。抬工就是承担工地所有大件原料的搬运，如石条、砂石、混凝土构件等。没有肩负二百斤的体力，是吃不了这碗饭的。冬天即使北风使劲刮，都只会穿件薄衣，尚且汗水扑面，最苦是夏天，火辣的太阳下，皮肤晒得针刺一样难受，地上散发着烫脚的热气。真所谓挥汗如雨。在这样的气温下抬着几百斤的东西有时喘不过气来。记得有年夏天，我们在盘石水泥板工地上车，车在等渡轮时，驾驶员就开始犯病，车到一门诊部就不能开车了，我急忙把他扶到医院，结果是中暑了，驾驶员开车是轻微劳动，可以想象我们这些尚在干重活且暴晒在烈日下的该是多么热啊。记得在三峡医院抬亮墙石时，与我同杠的因天热又累当场晕倒，闻讯赶来的三军医大实习生进行抢救（其实就是喝点葡萄糖开水休息一下就行了）。都齐声斥责我是在野蛮劳动，我真是无言以对。在当时航监楼工地抬水泥板时，附近居民常围观欣赏，看我们如何把这么重的东西抬上去，有好奇者沿跳板上去后，竟不敢走下来，因为太陡了。在这样高的跳板上抬物行走，真是一步一滴汗水。有时抬工的工作不仅苦且具有危险，例如抬悬臂梁之类的水泥构件，不仅重且要放置到房子主墙好几米外的梁上，也就是说前面抬的人必须沿一块跳板走出搭的架子之外。那是在陈家坝粮站工地，在第七层时时要抬放一根悬梁，估计有1500斤左右，四个人中的前面这个人要走到有十一层楼高的独跳板（房子下面是个坎子有四楼高），稍有不慎会发生惨剧。看到几个抬工都面有难色，身为抬工组长的我，只能肩负起头扛的重任。起肩、迈步、一步步犹如走在钢丝上，全场人屏住呼吸听不到。当悬梁就位后，我才发现自己大汗淋漓，但也奠定了我在众多抬工中的强劲地位。曾记得，下石灰时，脚被烧伤，工地搬运水泥，汗水和水泥灰把头发凝固，无论怎样洗都是粘连着的，更好笑的是，为了赌个什么，竟然两个人抬起了十二包水泥计1200斤。春夏秋冬，抬工都在流汗，都在泥泞或灰尘漫地的路上行走。 抬工亦有苦中作乐，记得我们在二建司做抬工时，有一段时间从盘石预制板用板车运水泥板到陈家坝工地，途中有三姐妹开的一茶楼。对于抬工来说，简直是旱逢雨露，早晨就在茶楼泡一杯茶，板车拖到此处则饮茶歇气，特别喝到二遍黄时兴致正浓，全忘了疲劳，当然也不全在茶的作用。那时常听的是《沙家浜》中阿庆嫂开茶馆的唱段“见人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三姐妹灿烂的笑脸给我们以莫名其妙地鼓舞。还有抬工遇到下雨时不能工作只能拿4毛钱的“雨班费”，钱虽少但我们必须要去，因为这个时候全体职工都会在一起碰头，我们亦“混迹其间”，常瞅几下美女，算是饱一下眼睛福吧。抬工最乐的是每月十五、三十号两次分账，活路苦，挣的钱亦多。我带的小组有一次半月分了八十多元，天啊，在那个年代可是大收入啊，分账都是在公司外面公开进行的。也就在这个时候，周围的人好像才忘记了我们这几个抬工的身份，齐刷刷地投来羡慕的目光，平时走路都不斜看一眼的几个美女，这时也睁大了眼睛。这就是物质的力量。 做抬工的地位差是不争的事实，抬工的经历使我们接触到社会的各种人和事，对我们看不起常指责的，亦有同情之心的等等。我到的第一个工地的施工员李隆宽老师，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年轻专业技术人才。他对我特别的友好，处处给以照看，使我很快进入角色，是我当抬工遇到的第一位好人。有趣的是，八十年代我又和李老师共同在绢纺厂工作。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我们正在老地委内的档案馆工地，下午四时收音机播出毛主席去世的消息，当时我们都很震惊，在人民群众的心中毛主席是不会去世的，何况报纸、电台几天前仍在说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嘛。突然工地上一片哭声，一个老党员过来看见我们几个抬工未哭，就说，毛主席去世了，劳动人民又要受二茬苦了。言下之意是指责我们阶级觉悟不高，我们一听也赶忙说是。背地我在想，现在我们都已是这样了，还会苦到什么地步呢？记得还有一次在汽车运输公司工地，天气太热，我们几个抬工就到有电扇吹的办公室门口去站一会儿，不料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男子手指我们怒斥：“这是你们该来的地方吗？这是办公室！”正在我们尴尬之际，一位同室的女干部却反驳道，他们在门口，又妨害了我们什么呢？犹如“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天下还有这样的好人。我们为公司修房子，却无我们这些劳动者歇气的地方，这是什么道理？带着这种记忆，一九九三年我又到当年参加修建的运输公司楼房去参加一个现场开庭审理，坐在我抬的水泥板屋内，联想到当年的那一幕幕，真乃感慨万千，祝福那些能平等待人看得起劳动者的好人们平安吉祥。 三年的抬工生活，锻炼了我的体力，使我成为有点霸气的“力气大王”，磨炼了我的意志，抛掉了最后一点虚荣心。在繁重的劳动之际，我与其他同伴不同的一点就是还“猫戴眼镜假装斯文”仍在坚持学一点知识，看一点报刊，也算开万县抬工的一代新风吧。文革后期的刊物少的可怜，比较流行的是《历史研究》杂志，我是每期必购且带在身边，在劳动间隙阅读，多年以后才知道《历史研究》1977年1月号刊登的黎三树的一篇批判“四人帮”，又稍带质疑“文革”的文章竟是当时包括张召忠将军在内的众多渴望知识的人都读到了的。另外就是《考古》杂志，其中一九七六年上半年，一个武汉军区年轻战士质疑我国著名古人类学家吴汝康教授提出的“人类在其演变中有一个亦人亦猿的阶段”观点文章，引起国内学术界的轩然大波，吴教授被年轻战士批为“合二为一”论者，我也似懂非懂的指定，“合二为一”“是反动学术权威”杨献珍的观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七六年夏天，一次收工回家偶尔结识了“反动文人”程鲁丁，当时程鲁丁衣衫破烂，在环城路电影院门口地上摆一块旧布，放上几本旧书，算是半乞讨，半卖文化为生。接触之后才知道，程先生是蒋经国先生的同学，《扫荡报》的上校记者，曾在抗日战争的烟火硝烟中采访报道国军的英勇事迹，是一个大笔杆子。解放前夕，蒋经国劝其赴台生活，程先生以故土难舍之情怀婉拒。殊不知在建国后的十多年都被冠以“右派”“反革命份子”桂冠，以至落到乞讨为生的地步。当然在当时并不只是程先生个人才有这种惨景，在在多有哟。看到他的可怜情景，以后我去上工时就常多买点馒头、烧饼之类给程先生，遇到落雨休闲，常邀程先生到公园“杨白劳”茶馆叙事，同伴们在打牌喧闹之时，程先生给了我不少的新知识，从他的摆谈中，我第一次知道了抗战时期上海的“孤岛文学”、“鸳鸯蝴蝶派”等，初次接触到英国的历史等。这种交往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有一天我在绢纺厂上班时，门卫气愤地叫我，说门口有一个叫花子老头找我，因不让进来惹怒了老头，老头大声吼。我慌忙赶到门口，一看是程鲁丁老先生站在那里，因衣衫破烂门卫不准进。我一阵心酸，连忙上前握住他的手。他连声说是到厂里来告诉我他已摘掉坏分子帽子的喜讯。听到这迟到的公正，我们俩在寒风中的院坝举手共庆。以后程鲁丁邀了四个摘帽右派在家中聚会，我也兴高采烈地参加了这次聚会，第一次看到这位“笔杆子”寒酸的家境：可谓四壁皆空，就是吃饭的碗都无多的。这就是那个年月的其人其事。几年的抬工生活养成了我学习的习惯，这种筑梦知识的追求成了我以后的精神力量。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八日早上，我和同伴们在《万县时报》社对面的地区煤建工地抬完最后一块水泥板就要到绢纺厂报到上班了，就要告别几年相伴的工地和同伴们了。临别时，我郑重地将抬工组长的职务交给张培元，并对抬工组今后的注意事项作出指示。离开时，回首陪伴我多年的抬杠，走上去又拿在手上抚摸，由于汗水侵泡的原因，抬杠的木质色泽已发生变化。我叮嘱培元，如果一旦抬工组解散，这根抬杠拿回来给我保存。以后真的保存在老家，移民迁建时又不知去向。 从一九七五年八月到一九七八年十月，三年多的抬工生活结束了。这算不算人生中最苦难的时刻，多年来我总是认为是悲壮而非悲惨。伟大的文豪巴尔扎克说过，苦难对于强者是垫脚石，对于弱者是万丈深渊。这艰难的生活历程是否成为我的宝贵财富不敢说，但从此走下来的四十年却处处有当年抬工号子在耳边萦绕。我不敢说自己是巴尔扎克笔下的强者，但值得欣慰的是，至少在那个险恶的环境中，我仍屹立而未倒下去。 张主任的这篇文章发人肺腑，感人至深。它记载了一个抬工的如歌岁月。我读过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我个人的感觉，可能是限于俄文翻译者的水平，我认为张兴安主任的这篇文章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更让我感动。它的前半部分使我想到《平凡的世界》主人公孙少平到煤矿工作的经历，正所谓“不经风雨长不成大树，没有磨砺难成就英雄”，就是这样的经历造就了一个强者。和程鲁丁相识成为朋友的记忆是那样的真切，令人揾英雄泪。一个社会不重视文化人，让学者去扫马路，让文化人斯文扫地，这样的时代注定是荒唐的时代，那么多人拼死拼活地苦干还饿肚子，就是明证。好在那样的时代已成久远的记忆，抚今追昔，让我们对今天的美好生活无比珍惜。 陈继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