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是写给重庆渝万律师事务所的，但我们把它寄到了万州区司法局。”电话那头，万州新仪学校校长王丽顿了顿，语气带着诚恳，“司法局管律所。我们想让领导们也看看，你们手底下的律师，这么多年，把我们这些‘出了岔子’的孩子和那些没人管的留守儿童、残疾孩子，当真放在了心上。”

六一儿童节前三天，这封带着纸墨温度的手写感谢信，静静地躺在万州区司法局的办公桌上。信封落款写着万州新仪学校，收信人标着“万州区司法局”，可展开泛黄的信纸，抬头却工工整整写着——“致重庆渝万律师事务所全体同仁”。

“孩子，你是有希望的”

信里写得最多的，是今年2月7日。

那天万州飘着冷雨。渝万所主任张兴安带着枫桥小分队走进新仪学校。讲台边堆着几十箱御寒衣物、洗漱用品。可孩子们盯着的，是那几个头发花白的律师。

张兴安让李鑫律师讲了一个故事——李四。14岁偷刷父亲的卡打游戏，15岁纹身，16岁网上骂人被拘留，17岁帮诈骗团伙“引流”，18岁站上了抢劫案的被告席。

最后一排有个男生把脑袋埋进胳膊里。同学后来说，他哭了，因为“李四走的路，我差点也走完了”。

故事讲完，张兴安和两位老同志走向学生，一个一个抱过去。一个瘦高的男生被抱住时浑身僵硬。张兴安拍着他的背说：“孩子，好好学习，你的明天是有希望的。”

那个男生后来跟班主任说，长这么大，头一回被长辈这样抱着说话。

这些年攒下的“孩子账本”

新仪学校的师生们不知道的是，他们感激的这次活动，只是枫桥小分队这些年公益长河里的一朵浪花。

2020年“渝爱同行”，熊家镇小学100个孩子收到新书包新文具。五万多物资，渝万所是捐得最多的。张兴安只说了一句：“律师不光要会打官司，还要打得动人心。”

同一年，天翌幼儿园。160个残疾孩子，有的看不见，有的听不见。队员们蹲下来，跟孩子们平视着递围巾、手套。一个聋哑孩子用手语比划“谢谢”，年轻律师背过身去擦眼睛。

后来是特教中心。100个孩子收到了冬衣和运动鞋。一个女孩拉着律师的手不松开，含糊地说“阿姨再来”。

2024年，高梁镇和红光小学，有两百多名留守儿童。李鑫律师讲未成年人保护法，加了一场情景表演——律师扮陌生人：“我带你去买零食好不好？”孩子们齐声喊“不去！”

去年冬天，枫桥小分队联合红光派出所搞知识抢答赛。16个留守儿童挤在“秋秋工作室”里。一个小男孩抢答对了“国旗上的五颗星代表什么”，得了一个毛绒耳罩，笑得露出缺了的门牙。活动结束前全体起立唱国歌。

十几年了，渝万所资助过几十个困难学生，向社会捐出超过一百五十万元。抗疫时全市律师行业第一笔捐款就是他们交的。可枫桥小分队的律师们觉得，钱和东西都是次要的，紧要的是让孩子觉得“自己被当回事了”。

“我们差点以为自己被扔掉了”

新仪学校和普通学校不一样。进来的孩子，大多被原来学校劝退过，或者在社会上“漂”过一阵子。他们敏感、暴躁，眼睛里常常带着刺。

2月7日活动结束后，有个学生走到张兴安跟前问：“张爷爷，我以前偷过东西，以后还能当兵吗？”张兴安没有敷衍，认认真真讲了条件、程序和现在该怎么做。那个学生掏出笔，一条一条记在课本上。

信的最后一段话，是几个学生自己要求加上的：“我们曾以为自己被全世界扔掉了。渝万所让我们知道——法律不是专门来抓我们的，法律也是来保护我们的。”

王丽校长说，有几个孩子那天以后主动找她要法律书看。“他们以前看见穿制服的就躲，现在居然想多学点法律。”

一个曾经把课桌推翻三次的男孩，在作文里写：“我也想成为张爷爷那样的人，用法律帮别人。”

寄往司法局的信

为什么寄给万州区司法局？新仪学校的老师说：渝万所的律师们肯定不会要什么表扬。可孩子们想，司法局管着律所，把信寄到那儿，领导们就会知道——你们手底下的这群律师，做了多少好事。

这是那些曾经迷路的孩子，能想到的最郑重的感谢方式。

六一儿童节快到了。新仪学校的孩子们自己做了一张大贺卡，上面画满向日葵，写了一行字：“张爷爷，我们也在努力变成有希望的人。”底下签了全班的名字。

信里最后加了一句话，字迹歪歪扭扭但格外用力：“这些年，残疾孩子的围巾手套、困难孩子的书包文具、留守孩子的零食玩具、我们身上的冬衣……最贵的那件不花钱。他们给了我们‘看得起’三个字。这是六一儿童节，我们收到过最贵的礼物。”

万州区司法局的工作人员把这封信复印了1份。一份归档，一份原件转交给了重庆渝万律师事务所。

张兴安拿到感谢信后看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那我就放心了。”

窗外，六月的阳光正照进来。那些被爱过的孩子，正在慢慢长成他们自己都没想到的样子。

记者 罗翠 通讯员 冉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