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不是一天建成的
——从电视剧《重器》看中国法治的艰难进阶 前段时间我所同事董步光老师给我介绍一部电视剧，说很值得一看，里边有不少我们以前熟悉的案件，没有进行美化，在剧中反映出来，他让我看完后写一点东西。我起初说我只看豆瓣评分较高的影视剧，该剧还没有评分，如果其后评分较高我会去看。但后来看到该剧在网上引起热议，便看了几集，是真的不错，就接着看下去了。这就是央视八频道播出的年代法治剧《重器》。该剧将叙事锚定于 1979 至 1997 年这一段中国法治重建的关键转型期。1979 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刑事诉讼法》正式颁布，于次年实施，结束长期无法可依的局面；1997 年刑法大规模修订，确立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废除类推制度，成为我国现代刑事法治成型的标志性节点。剧集以五位政法大学毕业生的人生轨迹为主线，按照时代时间顺序铺展一个个脱胎于现实原型的司法案件，不做历史美化，不拿当下标准苛责过去，真实还原百废待兴年代司法实践的矛盾、局限与求索。一桩桩案件，既是普通人的命运悲歌，也是制度迭代的鲜活切片，串联起从重实体轻程序到重视程序正义、从口供中心走向证据裁判、从政策主导审判到法律规则优先的司法演进之路。 剧集开篇第一个代表性案件，是严打背景下的流氓罪公判案。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结构剧烈变动，街头滋扰、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社会失范行为增多，社会治安压力增大。国家启动严打整治，出现了一批“从重”“从快”判处的案件。剧中第一个案例是薛春燕被害案，被害人薛春燕与主角陈一众是高中同学，另一学生杜晓辉纠缠薛春燕被陈一众制止，双方发生打斗，次日发现薛春燕死亡。杜晓辉因袖口留有被害人血迹、手背存在抓痕，被锁定为犯罪嫌疑人而被抓捕。尽管被告人始终否认杀人，但是在破案压力、社会舆论的裹挟之下，在实物证据并不完备的条件下，杜晓辉最终被以流氓罪、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死刑，同案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陈一众作为证人之一，曾发现该案有疑点，但在那个年代，因为侦查技术有限，物证采集、痕迹鉴定体系尚不健全，办案更多依赖口供，有罪推定思维根深蒂固。一旦舆论沸腾、破案期限紧迫，就容易忽视证据链条当中的漏洞。陈一众因该案成为心结，放弃了原来准备学音乐的理想，和另一同学夏英杰一道，考入政法大学。在校期间他们结识了另外三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并一起到某基层法院实习。 在实习期间，五个大学生经历了另一个以流氓罪定罪的案件。某中学教师乔至良因与其妻侄女通奸被妻子撞破，在当时那种社会风气极为闭塞、日本电影《啊！野麦岭》中有男女接吻的画面就引起轩然大波的环境之下，这种生活作风问题简直挑战了社会的底线，乔至良的妻侄女觉得无地自容自杀了。乔至良被认定为强奸致人死亡，面临死刑判决。法律顾问处的李乡律师为其辩护，提交了其妻侄女死前写给姑姑的一封信以及曾经写给乔至良的情书，认为这明明就是一起通奸案，怎么就成了强奸，还要判处死刑呢？他作了无罪辩护。因为在“严打”时期，这类影响极大的案件是“公捕”“公审”“公判”的，律师的无罪辩护引起受害人一方的强烈愤怒，当场引起骚乱。政法部门一方面迫于“严打”是政治任务，一方面迫于群众的压力，有关领导坚决主张判处乔至良死刑。为制造典型，还把辩护律师李乡以及支持他的法律顾问处洪主任也抓了起来，指控他们犯有包庇罪和泄露国家机密罪。五个大学生都受到极大的震动，认为太不可思议了，陈一众为李乡喊冤闯了看守所，也被抓捕。其余四个大学生奔走呼号，使该案引起重视，从高校教授到媒体，都引起了关注，并从京城请来知名律师为李乡辩护。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据理力争，引起轰动。法、检两院本来就对乔至良案件和由此“深挖”律师制造典型的做法不以为然，后来又收到来自高层的指示，陈一众和李乡等人得以无罪释放，但乔至良却在群情裹挟之下被“从快”处决了。 五个大学生作为亲历者，因为这几起案件内心受到巨大冲击。1979 年刑法设立流氓罪，在当时承担维护社会秩序的现实功能，但法条中“其他流氓活动”属于概括性条款，犯罪边界模糊，既包括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也包括猥亵妇女、强奸通奸等行为，是典型的“口袋罪”，留给司法人员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在维护社会稳定的现实需求压倒一切的时代环境下，部分行为的量刑尺度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存在张力。剧中的青年法律人开始思考：惩治犯罪固然重要，但刑罚应当与行为危害程度相匹配，不能单纯依靠从重从快实现社会治理。这一案件埋下制度变革的伏笔，直到 1997 年刑法修订，流氓罪正式被废除，拆解为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强制猥亵侮辱罪等多个具体罪名，每一项罪名都明确构成要件，消除模糊口袋条款，公民可以清晰预判自身行为的法律后果，罪刑法定原则真正落地生根。 接下来是全剧极具人文重量的邱阿桂杀夫案。农村妇女邱阿桂常年遭受丈夫家暴，多次向村集体、妇联求助，却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丈夫赌博输光家产，甚至打算将亲生女儿抵债，绝望之中，邱阿桂趁丈夫熟睡将其杀害，被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庭审之中，她身上累累旧伤可以证实长期遭受虐待，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家庭暴力尚未进入法律评价体系，没有专门的法条回应受虐妇女的绝境反抗。正当防卫要求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施暴人熟睡之时，现实暴力并未发生，法律层面无法认定正当防卫。一审法院依照当时司法实践，判处邱阿桂死刑。法理与民间朴素正义发生激烈碰撞：从法条，剥夺他人生命应当重判；从人情，当事人是长期暴力之下的绝境反抗。邱阿桂一案映照法治观念的重要转变：司法裁判不再只看行为结果，也要审视悲剧发生的前因。几十年之后，我国出台《反家庭暴力法》，明确对于长期遭受家暴的被害人，反抗杀害施暴者的，施暴人存在重大过错，量刑可以从宽处理；其后又有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落地，让受害者不必等到悲剧发生，就可以提前获得法律庇护。司法慢慢学会看见案件背后人的苦难，司法的刚性当中容纳人文温度，这是法治文明的重要进步。 钱兴良亡者归来冤案，是整部剧集对证据制度反思最为深刻的案件。被告人钱兴良被指控杀害妻子，经过审讯作出有罪供述，被判处死缓。八年之后，被认定已经遇害的妻子于三花，从人贩子控制之下逃回家乡，“亡者归来”，冤案才得以暴露于世人面前。回溯当年办案，办案机关高度依赖口供，实物证据严重缺失，侦查技术不足，重口供、轻物证成为时代局限。此时已成为检察官的夏英杰审阅卷宗，敏锐发现诸多无法解释的疑点，坚持申请案件复查，却遭遇重重阻力，为此承受职场挫折。平反冤案，不只是改判一纸文书，还要面对旧办案思维的惯性、纠错带来的现实压力。这一类的冤案，折射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成长轨迹：过去口供是证据之王，之后司法逐步树立证据裁判理念，要求办案人员不轻信口供，重视实物证据，所有证据必须形成完整闭环。1997 年刑诉法修改之后，疑罪从无理念在制度层面上得到确立。司法体系从制度层面上拥有了自我反思、自我纠错的能力。 宋小光精神病鉴定案，集中展现司法鉴定制度初创时期的乱象。被告人宋小光犯下恶性刑事案件，其家属凭借社会影响力，多方运作，拿到数名专家签字的精神病鉴定意见，意图以间歇性精神病为由，规避严厉刑事处罚。已成为法官的余高远没有直接采信书面鉴定文书，亲自前往精神病院实地走访观察，通过日常言行判断被告人精神状态正常，鉴定意见存在人为操纵痕迹，最终没有采纳这份有瑕疵的鉴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司法鉴定管理制度尚未成型，鉴定程序缺少严格约束，鉴定意见并非客观中立，外部力量可以干预鉴定结果。案件提出深刻命题：鉴定意见不是天然正确的铁证，法官必须对证据开展实质审查，不能直接照搬专业结论。此后数十年，司法鉴定管理制度不断完善，鉴定机构规范化管理，鉴定流程、出庭质证规则陆续建立，人为干预鉴定的空间被持续压缩，让专业证据回归专业本身。 除此之外，剧中还有小吃铺猥亵案，陈一众在严打氛围之下，出于义愤希望重判被告人，事后冷静反思，意识到个人情绪不能代替法律裁判，内心完成观念的蜕变，主动重回校园钻研法理。这起案件写出法律人的人性局限：法律人也是普通人，会被情绪、舆论裹挟，法治进步，也包含法律人不断克服自身主观偏见的过程。 纵观这一系列依次铺展的案件，我们能够清晰看见 1979 到 1997 年中国法治行进的完整轨迹。1979 年刑法、刑诉法出台，搭建现代刑事法律的制度框架，但是制度文本落地到现实司法实践，还需要漫长的磨合。重实体轻程序、口供中心主义、罪名边界模糊、辩护权利保障不足、外部因素干扰司法，都是真实存在的时代局限。 《重器》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拒绝宏大叙事下的滤镜，如实写出一代代法律人的挣扎。他们没有超越时代的法律制度作为依靠，只能在一件件具体案件当中，一点点坚守证据意识、坚守程序底线、坚守对人的尊重。有人坚守理想付出代价，有人在现实压力之下摇摆妥协，正是无数法律人在个案当中反思、纠错、求索，推动立法修改，推动司法观念更新。1997 年刑法大修，废除类推制度，确立罪刑法定原则，流氓罪退出历史舞台；刑事诉讼吸收疑罪从无精神，标志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有了积极的进步。 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证据规则、程序保障、人权保护，都不是凭空得来，是从一桩桩案件的教训之中生长出来。法治不是一蹴而就的宏大口号，而是一场漫长的修行。每一起案件的审慎处理，每一次错误的纠正，每一项制度的补全，都是国之重器不断淬炼打磨的过程。回望来时路，才更懂得今日相对完善的司法制度来之不易，也更加理解，法治建设永远在路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