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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说郑文燮先生仙逝，不胜感慨。 郑文燮先生是一个嵚崎磊落的人。“嵚崎磊落”一词出自《儒林外史》第一回，作者用以形容王冕的独立特行和不同流俗。当今之世，像郑文燮老先生这样的人已经很少了。他生于1945年，是“文革”前（1965年）的大学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该校之闻名，鲁迅先生曾作过该校教授，还因为“三一八事件”著文反对过该校校长杨荫榆及当时的教育部当局，就是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是高材生，但却并没有担任过一官半职。他文笔极佳，却没有出过书，以至于有人认为他没有多少作品。他穿着极其简单随便，饮食大概也比较随便，但精神生活却甚为富有——至少在我看来，他的精神生活是富有的。 我认识郑老先生是在五、六年前，我因编辑《渝万律师》杂志（内刊），刊物设有一个随笔栏目，郑老先生的老朋友、事务所的同事董步光老师向我推荐他的文章，我一读之下，大为心折，当期就登载了他的文章。之后几乎每期杂志登载他的一篇文章，他的文章也为我们的杂志增色不少。 郑老先生不写应景文章。我们平常因为工作的原因，有时都难免要写一些应景文字，虚应故事，但老先生既已退休（他在《三峡都市报》社退休），不靠稿费生活，故他的文字只写性情，不涉时政，无一字虚文。他的作品大多数都是散文，而且很少抒情，也甚少写景，多是叙事文章，间有杂文，不论篇幅大小，均内涵丰富，使读者受益。如果按照中文系文学史教材来分一个类的话，他的文章要算是左翼一类。据他自己说，他曾经通览了“五四”新文化的文学作品,喜爱的还是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鲁迅先生不喜欢的作家作品,如徐志摩、沈从文的作品我也读过,徐志摩的诗歌、散文太甜、太媚、太软,我也不喜欢。”“对于三十年代的文学革命的左右翼之争,我偏好于左翼文学, 不喜欢右翼文学,对于‘鸳鸯蝴蝶派’、对于张资平‘粉红色的感官文学’、梁实秋那样的‘雅文学’, 我也不喜欢。”（《“文革”读书记》）他写的文章也有鲁迅的风格，同情弱者，倾向进步。他在北京读书时意气风发，激情澎湃，曾经与同学们一道从北京出发准备“重走长征路”，步行去延安，行到河北涿县易水河边，因为突生疾病，发高烧而返。 郑老先生不光是文章写得好，对艺术也有极高的造诣。特别是对美术、书法等，都有专文发表，在他的博客里可以看到。他坚持文艺双修的艺术家特色。在外国作家之中，巴尔扎克是把文学与艺术结合得极好的作家之一，因为他对艺术有极高的造诣。而中国翻译巴氏著作之中，一般认为只有傅雷译得最好，因为傅雷也有很高的艺术造诣，能够把巴氏著作中有关艺术的精微之处表达出来，而其他译者如果在艺术上难以达到很高的境界，就难以将原著的全貌展示给读者了。郑文燮先生如果做翻译，他的风格当和傅雷一样。他和当代国内美术大家比如许仁龙（人民大会堂《万里长城》是其代表作）、衲子、周漫白等都有交往，多有往还，其作品《从<大塬>、<万里长城>到<长江三峡>：叙述空间与生命之场》、《艺术观念两地书》、《读寒江蕉屋图——致许仁龙先生》、《说画·记忆龚晴皋》、《性情中人 一味霸悍——纪念周漫白先生》等都曾在《渝万律师》发表。 除了美术，书法，郑老先生对金石、收藏也有研究。我有好几次周末在孙家书房路上碰到老先生，得知他是去电报路的收藏品市场。电报路有好几家古玩店，原由郭沫若题字的“万县文物商店”直到修建万达广场时才拆掉招牌。收藏品市场在周六开市，郑老似乎有周六去逛收藏品市场的习惯。还有一两次我看到他抱着一个罐子，应该是买的。中国的古玩市场水太深，没有极深的造诣是不能窥见一斑的。末代皇帝溥仪在他的《我的前半生》里就写了他以前的“股肱之臣”、被称为国学大师的罗振玉怎么利用自己在学术界的权威，为别人作虚假“鉴定”，以假乱真，牟取暴利的故事。我相信以郑老先生的博识通达，他对收藏定有独到的见解。 郑老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对文学、艺术、收藏都有很深的造诣，乐在其中，所以我认为他的精神生活是富有的。 郑老先生是一个真正的文人，他对很多问题有着精到的见解，比如对文人与政治的关系。中国在上个世纪处于变革时期，原有的社会结构被打破，文人面前有很多选择。不少文人选择了从政，这在国共两党中都有很多的例子。但是到了郑老先生这一代，已没了自己的选择。或许正因为如此，作为旁观者，他才看得更清楚、更透彻。他认为，真正的文人并不适合从政。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有一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情结,即使不能从政,或者在政坛遭受打击、被政治所整肃,仍然“心之所善兮,虽九死而不悔”,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从事政治而不懂得政治。政治与文学有一种若即若离、不离不弃的“冤家”关系,江湖秋水,才华苍凉,一旦被抛弃,或者自己感觉厌恶,退步抽身,再从头收拾起笔墨,捉襟见肘,力不从心,欲说还休,情韵也就了然无痕了!（《何其芳的困惑》） 郑老先生作为重庆作家协会会员，是一个极有才华的散文作家，也是一个典型的文人。说到文人，我们便很容易想起一部小说《儒林外史》。这本书虽是三百多年前的作品，但它写的文人形象，在其后的任何一个时代，似乎都能从文人之中找到影子。这就是名著的魅力，它能脱离时代而放其光芒。如果把郑老先生比作《儒林外史》中的一个人物，我首先想到的是马二先生。马二先生曾经在县试、府试、院试中考过六七个案首（第一名），但官运不佳，未入仕途。后做研究人员编选书籍，被尊为“文章山斗”。别人做举业（写文章），也许并不纯正，或者是拿这个来做敲门砖, 或者是用它来做幌子, 全不把它当回事。而马二先生却干得极其认真，一点也不马虎。他在文翰楼做选家, “时常一个批语, 要做半夜。不肯苟且下笔, 要那读文章的读了这一遍，就悟想出十几篇的道理, 才为有益。”这是郑老先生写文章的态度，也是他面世的态度。 郑老先生严于解剖自己。他在七十岁时写的文章《世纪折腰——一个失败者的自白》里自称“失败者”，从自己的名字说到性格（“郑〔正〕、燮〔邪〕,这个名字符号密码，是否也预示了一生的纠结、矛盾、挣扎、混沌、善良、诚实、耿直、软弱、忧患、焦虑、感伤、悲悯、落寞、畏怯、阴柔、寡断、冷漠、虚清、无争、无为、抑郁、消极、颓废、妥协、退让、苟且、暧昧、悖谬、困顿、散淡、沉默、隐忍、孤独、无奈，与世无争,受制于人?! ”）一连用了三十多个词来形容自己的个性和性格，这其中只有“善良、诚实、耿直”三个词属于褒义，其余都接近贬义。虽然这不乏过于谦退，但人之难得者在于知人与自知，只有卢梭才有这样的勇气，郑老先生是学到了这份勇气。其实一般人，特别是可以称之为文人的人，又何尝没有这些缺点，只不过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缺点罢了。 郑老先生虽然性格豁达，但对于自己一生的际遇，也曾有过命途不济、造化弄人的感慨。他读书时是高材生，关心时事，向往以后从事涉外事业。在升学志愿的选择上,他填报了外语系，填了三个专业∶法语系;德语系;西班牙语系。65年高考放榜，他的成绩极佳，可以到全国任何一所大学。但学校在全面平衡志愿时,将所谓的“高材生”的第一志愿作了调整，将他的第一志愿由北京外国语学院改为北京师范大学。他在《致程希》的信中说，“这种策划实在有种‘包办婚姻’性质，使我的一生都过得不愉快，不幸福。”“可见人生的道路并非完全是由自己所能够选择的”。事实确实如此。在时代的洪流中，一个人不过像是大海里的一叶扁舟，面对汹涌的波涛和不测的风雨，又怎么能够完全主宰自己的命运、把握自己的航向呢？ 从2011年以来，郑老先生几乎每期为我们的杂志写一篇文章，他的文章都是精品。今年生病，他仍没有忘记给我们的杂志写稿，听说我所成立20周年，他又专门写了一篇有关律师的文章，关爱之情，令人感动。据说郑老在我们举办20周年活动前还给董步光老师打过电话，询问何时出刊的事。但是我们的庆祝活动因故延期，纪念刊又安排在活动结束后才印行，而且登的全是本所律师的文章，对此我对郑老心存愧意。我想用中国旧学增广里的一句话来安慰郑老先生，也为自己开解：“事业文章，随身消毁，而精神万古不灭；功名富贵，逐世转移，而气节千载如斯。”郑老生于乱世，长于乱世，年轻时也曾性格热烈，激情奋发，曾经有过做大事的念头，却又遭逢“文革”，终于没有做出什么“大事”，他在《世纪折腰》中自称“失败者”。但我以为，如果所谓的“做大事”就是要官做大一点，钱赚多一点，书出多一点，名出大一点的话，那么还不如像他那样保持本原的好，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上实在不缺这些各方面都“大一点”“多一点”的人。名与利，大家都在争，正所谓“蜗牛头上较雌雄，电光石火争长短”，无休且无谓，而像郑老先生这样的人，却反而是比较稀少的了。 人生一世，草木一春。太多的人和事最终都要像那草木一样，被无情的岁月湮没。就如《儒林外史》开篇所写：“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即便曾经做过惊天动地的事业的人，也只被称为“风云人物”，因为他们在岁月的长河中也只有一瞬，就如那过眼的烟云，“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正所谓：“适志在花柳灿烂、笙歌沸腾处,那都是一场幻境界；得趣于木落草枯、声稀味淡中，才觅得一些真消息。”  郑文燮先生（右）与朋友在夔门 |
